一个国家的变革，有时候是通过语言而不是行动来实现的，因为语言是行动的先导，语言往往能表达出一种社会思想，或者，预兆着一种社会建制。所以，一个政治术语上的“新概念”的出现，往往包含着国家政治变革的重大信息。
例如，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这里的“包容性增长”，对于一般人而言，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
最近，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向《中国经济周刊》大胆预言，将于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其重要议题“十二五”规划中肯定会明确提出“包容性增长”，今后这个概念也将越来越普及并被人们接受。
作为一个“概念大国”，也是一个“口号大国”，中国如何将“包容性增长”这个“新概念”同以前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旧概念”结合起来，以体现国家大政方针的延续性？本文认为，对于总是习惯性地轻视概念中的逻辑关系，以致经常性地为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打口水仗的中国人来说，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首先搞清楚“包容性增长”究竟是什么意思。否则，由于概念不明晰的缘故，概念自身的逻辑理性将被现实中的“实用理性”所彻底消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政治术语！
“包容性增长”，是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的概念，它源自由林毅夫主编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英文：towards a harmony society by inclusive growth）》一书。该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很显然，“共享式增长”这个概念对于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的最大难题（权力等级制导致的阶层分化、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悬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针对性。“共享式增长”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回应。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改革出现两极分化的话，那么改革就是失败的。因此，“共享式增长”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对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政策的重大反思。应该说，这是一个切合当前国家局势的好概念！
然而，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翻译成“包容性增长”，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翻译错误，它导致了“inclusive growth”这个概念的模糊。虽然“inclusive”这个英语单词指的是“什么都包括在内的”，但是，将“inclusive growth”转换成中文的时候，就不应该随意翻译。不同语言相互翻译的困难，正体现了社会思想、社会建制上的重大差异。
在我看来，“共享式增长”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概念，而“包容性增长”则是一个集权性质的概念。二者的重大差异在于：1、前者侧重于“共享”，后者则侧重于“增长”。2、前者没有明显的主词，因为不需要；如果一定需要的话，其主词很显然是“全社会”。后者本来需要主词，但却故意被隐藏起来了。试问，“包容性增长”是谁包容谁？很模糊！然而，正是这种模糊性，导致了概念的不确定性，并且由此，它为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剧烈冲突性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任何语词、概念能否明晰起来，其根本因素在于：有哪些人能够参与其中的讨论。假如参与讨论的人足够多，那么，该语词、概念就会足够明晰。例如，对一个人是否“伟大”的评价，其评价效果取决于谁来进行这种评价活动。如果这种评价只能由个别人来完成，那么，说某某某“伟大”很可能是一句假话；即使不是假话，其评价效果也不具有“共享性”，很多人会心中不服。因此，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概念才能真正的明晰化与科学化。
从现实功效来看，“共享式增长”只能通过民主机制来实现；而“包容性增长”则无所谓民主不民主，因为它隐去了主词，亦即忽略了无数社会个体的感受，它注重的只是“增长”。“共享”天然地包涵了“你”、“我”、“他（她）”的相互关系。而“包容”中只有“我”的形象，其权力属于说话的人。
这种“绝对自我”的意识，是汉语、汉思维的最大弊病。例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似民主，实际上，它隐含了“己”的专制色彩，它没有将“（他）人”放在前面，它不敢承认“我即他人”，所以，孔子根本就没有“人人平等”的意识，于是，民主也就变得根本不可能了。此外，“包容”具有很强的“同化”色彩。中国人总喜欢自诩，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非常之强。然而，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式的“同化”并非一件好事。它阻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长。
较之“唯我独尊”的“包容”，“尊重他者”的“共享”具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它并不拒斥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发展。一个好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共享型的社会！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杜威认为，可以把共同利益和相互作用作为标准，来考察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的特征，也就是探讨这两种社会之内的群体成员共享的利益是否丰富多彩，社会之内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和自由到什么程度。
在杜威看来，在专制社会里很少有共同的利益，社会各成员之间没有自由的往来。“……这种反社会的精神……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它的既得利益，而不是通过扩展关系来求得改造和进步。”杜威认为，这种社会本身不能持久，因为社会分离成特权阶级与受压迫阶级，社会失却了潜移默化的整合作用。社会成员对社会本身没有兴趣，只有一方面（按：自私自利）的自动，没有互助的精神，因此，社会不稳定，全靠武力压迫作为根基。而且，这样的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主奴关系：“一方是上，一方是下；一方有统治支配之权，一方被统治支配；一方发命令，一方受命令。”在杜威看来，民主就是一种各种利益相互渗透并且特别注意不断进步或不断调整的生活方式。因此杜威说：“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的交流与分享经验的方式。”
因此，本文认为，要将“inclusive growth”从理念变成现实，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它只能通过民主的社会机制；其次需要清楚的是，“inclusive”是目的，而“growth”只是手段，前者指向“人”，后者指向“物”；最后需要清楚的是，“共享”具有普世性，而“包容”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所以，将“inclusive growth”翻译成“共享式增长”，比“包容性增长”要好得多。因为“共享式增长”将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来源：中思网 吴三兴
“包容性增长”概念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
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说：“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过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增长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别是贫困人口受益更少。”
此外，中国GDP如果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是否应该适当下调增长预期水平，也成为当时学者争论的焦点。
据汤敏介绍，在此背景下，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
庄健表示，“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单纯地发展经济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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