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当今司法热点，西安大学生药家鑫涉嫌故意杀人一案，可谓热中之热。作为杀人疑犯，药家鑫大学生之特殊身份，案卷所展示出的其作案手段之残忍，犯罪动机之简单，无不剧烈 刺激着社会各界的神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由此产生的次声波，如中国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所谓的“连砍数刀是弹钢琴式的重复动作”等心理学评析、辩护律师“激情杀 人”之辩护观点所激起的民愤，更是气高力大，大有盖过原生波之势。对于如此汹涌的舆情，我认为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共同关注。
第一、我们应当明确这样一个概念，在本案未决之前，所谓药家鑫的杀人事实还只是一个需要法律确认的待定事实，药家鑫仍是一个无罪之人。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描述（见该法第12条）。依据该法条，在人民法院对药家鑫判决之前，我们应当理性地把药家鑫视为无罪之人，应当让其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和尊严。如果我们在本案未决之前，就把他确认为十恶不赦的杀人凶手，并对其大肆挞伐，那我们的挞伐，就是“有罪推定”思想所驱使的激情之举，是手持没有法律依据支持的舆论大棒专横出击。专横之下，必有冤魂。对于可能出现的冤鬼，我们的挞伐需要耐心、理智和冷静。
第二、作为极有可能被剥夺生命的被告，我国法律给予其最为充分的辩护权。无论什么样的辩护方式和言论，只要不违法，我们都应当视为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正当之举，给予理解和宽容。
辩护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刑事被告的一项基本权利。对于指控，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亲友为其辩护，更提倡聘请法律专业人士—律师为其辩护。对于可能被判处死 刑和无期徒刑的被告，如果被告自己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还要为其指定律师为其辩护，以充分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内容涉及有无指控犯罪事实、犯罪动机、犯罪结果等 方方面面。辩护方式有搜集证据、发表辩护意见等不一而足。而辩护的唯一目的，就是开脱被告人罪责，免除或减轻被告人刑罚（相反，法律禁止辩护人作出可能加重被告人刑事责任 的行为）。
在法律的框架内，辩护权是不受限制的，辩护内容和方式是允许自由选择的。辩护有无效有效之分，没有当与不当之别。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认为自我辩护是想逃避法律制裁，律师辩护就是替坏人说话，从而对辩护权加以提防，意欲限制，甚至于取缔，那我们的刑事诉讼就只能再次折回到“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的纠问式审判的老窠。那样的话，可不再单纯是会害了药家鑫或更多药家鑫的问题，而是会害了全体社会民众的问题。
第三、所有试图以法庭之外的因素影响审判结果的做法，都是对“司法独立”原则的挑衅。其危险倾向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时至今日，社会各界对药家鑫一案的争论都集中在对药家鑫是该杀还是该留上。该杀论者认为，药家鑫毫无人性当杀。该留论者则认为药“激情杀人”，可以给他一条生路。值得我们 警惕的是，药家鑫一案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尽可以对此发表意见，展开争论，以求明辨是非，求证公理。但是如果有人想借此影响人民法院和主办法官公正审理此案，以期获得自 己满意的判决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民法院依法享有独立审判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其最基本的司法准则。除却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其他任何因素都不得影响法官的思维和判断，干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借公众舆论向主办法院和法官施压，其实就是企图以案外因素左右法官思维，使案件处理偏离法律轨道。这是借讨论法律之名否定法律，是打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号践踏公平正义。
我国是一个没有刑事法治历史的国度，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和制度，更没有给个人权利生长生存提供应有的空间。旨在保护个人人身和财产生命安全不受强权肆意侵害的刑事辩护权，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才真正得以确立的。是一颗先天营养不足、后天供给欠丰的极为脆弱的法治“幼苗”，需要特殊的呵护和支持。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我 们不应再去苛责什么“不当辩护”，而是应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刑事辩护权不断深入人心，植根社会的深层沃土。那样这颗“法治幼苗”才能够在人人关心爱护的环境中健康成 长，变成一棵“庇荫民权的参天大树”。
兼将此文与张延静先生的《不当辩护只会害了更多的药家鑫》商榷（见邢台日报2011年4月9日百泉周末）。
当前位置：